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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审判》杂感——审判之死亦或是自我灭亡?

作者:李喆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6-03-15  浏览次数:7471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也许你不一定了解希腊的灿烂历史,也许你不一定了解雅典的政治体制,但你一定知道雅典史称划时代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城邦;也许你不一定了解苏格拉底的生平轶事,也许你不一定了解他的政治主张,但你一定知道他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知道他与弟子并成为“希腊三哲人”。最优秀的哲学家为什么会在最自由的城市被最民主的表决形式判处死刑?这是我开始阅读《苏格拉底的审判》这本书,脑海即可浮现出的第一个问题,怀着这种疑惑我读完了这本书,不能说完全释然,但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本书中大致认为有两种原因造就了“苏格拉底的审判”。首先是他个人原因,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这句话在古今中外所有人的身上都得到很好验证,在苏格拉底身上亦是如此。在我读完此书后,用通俗的话来说,我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位不太受欢迎的人,第一是他的“否定式论辩术”,在如今的学术研究中虽然备受推崇,但从被提问者的角度考虑,苏格拉底一味的批评否定你的观点但却从来不提出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是为了反驳而反驳并以此为乐,最后又以自己什么都不懂为“幌子”结束,你会发现自己知道的甚至比这个“乐于”承认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的人更少,这种过分简单的方法实在让人感觉自羞、惭愧;在大部分被反驳者(里面甚至包含很多有名的政治家或者权势者)眼中,苏氏表面上的自谦实在是过于狂妄自大;第二是他的自大的性格和固执的偏见,他经常自称“没有比他更贤明的人,他拥有超然的智慧”、“他不像平常人,他有个人的神灵在指导他”,同时,他十分瞧不起议会中的普通公民、手艺人,如城里的鞋匠、商人等,他不仅认为前者没有资格来治理城邦,更是无知的、愚昧的;第三、这个自喻为“像马的牛虻一样盯住雅典一样的人”,在议会重要时刻却从未发表过意见,他似乎永远都在那评头论足,却从不参与其中,置身事外,这不免令他的簇拥者及雅典民众有所失望。这仅是我个人认为苏格拉底性格方面比较典型的三个特点,撇开民主、哲学不说,也许古怪的性格才能催动圣人专心致力于研究吧,圣人也是很难被普通人所理解的吧。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关于民主的政治分歧。雅典——这个已知的最早的民主城邦,在这里,全体20岁以上的公民(不包括女性和奴隶),组成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对城邦进行管理。这种公民大会每年举行40多次,议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参与治理自己的平等权利,都有权在议会中投票和发言。这种“雅典式”的民主在今天仍然受到推崇,比如一些民主联邦里的“全民公决”,这在当时看来也是最民主的治理模式即自治。然而苏格拉底却鄙视这种民主,他认为城邦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而“其余的人”服从,苏格拉底对这个理论并没有做太多的阐释,具体可以从他的学生柏拉图著作《理想国》中得到启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我们设计了一套完美的政治蓝图,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政体。在其理想国里,整个社会被严格的分为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三个部分,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互不干扰,而国家的争议就在于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司其职。在正义的国家中,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文集,才能实现国家的正义,只有这样的城邦才是最理想的国家。”从苏柏及其他师门间的对话及对柏拉图的事迹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图这一观点也是苏氏的同意表达,只不过柏氏有了具体的设计,苏氏的观点更像空想的“自我意淫”,自导自演了“圣明统治——民主顺从——精英治理”的大幕。

在这个问题的分歧上,我个人是支持苏格拉底的。从苏格拉底的观点看,国家的治理分三个层次,最低一级是由个人治理。没有统一的规范,即通常意义上的暴政、专制,此时国家往往混乱不堪、民不聊生;中间一个层次是法治即我们当代大多数国家所推行的方法,有普通民众选出代表参与制定法律,一经颁布都要遵守,虽然法律也有很多漏洞不足和人为操控的弊端,但相较于最低一个层次而言已经进步许多,起码整个社会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和衡量标准,这也是目前可行的治理方式;最高级的层次也是人治,但此人治非彼人治,这里的“人”指的是无比贤能的人,他能洞察一切万物真理,能判断一切是非曲折,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绝对理性,总之所有的优点集中到这个人身上都不为过,由这个尽善尽美的人来统治就是最完美的治理模式,我想着这应当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那个知道的人”,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了。然而这个方式似乎也非能够行之有效,因为要寻找一个这样的人实在太难,就算找到了这样一个,亦是万里挑一,但人的寿命有限,他死后又由谁来接管其治理下的“产业”呢?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贤君也不在少数,他们在位时,百姓的日子能够过得很好,然而也只是短短几十年,等他的继承者接手时,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所以我们今天都选择了退而求其次的法治,原因是可行性高,具有稳定性、传承性,最高层次的治理模式也只能停留在我们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之中。

在对雅典民主的批判中,安提西尼斯问雅典人:“为什么不投票说驴是马,因为他们有时选出的将领一点也不像指挥官;兔子在议会发言要求大家都应平等,狮子答,你的爪子和牙齿在哪里,这是对民主派要求平等的无情回答。”在雅典议会的组成人员中,有很多是普通的市井百姓,用苏格拉底的话说,“他们从事着低贱的职业,没有文化不懂是非曲直,更不用说哲学素养了,怎么能去相信这样一群人可以去实践治理他们自己的城市呢?”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苏格拉底表达的过于直接,导致了很多非议。往往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可能忽视了真正的平等,对于这样一群没有任何文化的人而言,他们如何去判断一件事,无非凭借自己的主观喜好及过往经验,所以雅典的陪审团是很容易受言辞影响的,这样做出来的决定能够保证是正确的吗?顶多算得上是“少数服从多数”,“真理由加减产生”,然而多数也未必一定是正确的。中国历来素有英雄主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前述情况的发生,英雄本色、独断专权,“代表民意”即可,无须全民投票,避免了无知票数的产生。所以中国不会像雅典的,出现“集体错误”。说来可笑,近几年亦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即所谓的“网络民意”。“民意”这个概念虚了几千年,其实古往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什么人、多少人、什么职业的人的意思叫民意,所谓的全民,难道真是一个一个人意思相加所成即可成为全民的吗?所以很多地方民意其实也是背后推手或官方“杜撰”出来的,作为“官意”的基础。我是不看官方统计民意数字的,仅仅是数字而已,上下浮动也不是我等民众可以决定的;我是不信网络民意,同苏格拉底对雅典的反驳理由一样,网民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什么人都在网络之中,学生、工人、富豪、混混、罪犯等等,由此产生的民意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若以此为发展决策或者民生意见的“主导力量”,也只能说政府太“民主”了,好就好在我国虽然有网络民意这个提法,实际也被迫流于形式,拉近了政府与“屁民”的距离,树立了公权力部门的“亲民”形象,对实际决策也不存在太大影响,不会对国家大计、社会和谐造成干扰,所以“幸哉幸哉”。这么看来,其实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的批判绝对是不无道理的,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这个在当时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备受推崇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弊端。

除了以上性格和政治观点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外,苏格拉底一心求死也是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在雅典刑事案件的审判中,陪审团一共要投两次票,一次是判定有罪或无罪,判定有罪后,则进行第二次投票决定量刑。在审判苏格拉底时,第一次投票的票数就十分接近,只差百分之六即可被无罪释放。而且此时的苏格拉底也有可以很多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比如在“三十僭主”统治期间他也是受压迫的,这对其辩护是有利的,加上陪审团自身是很容易受言辞所影响,以苏格拉底的才华其实是可以躲过这一劫,可他却尽力去激怒陪审团,所以可以断定他是一心求死、“不作不死”。他自己声称“还是现在死去的好,免得为年老疾病所困,作为一名哲学家应追求死亡,这样灵魂才能更接近真理”,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苏是想通过一死来揭示雅典虚伪的民主,捍卫苏所坚持的信仰。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导致了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案件的存在对雅典来说就应该是民主历程中的污点。因为这是对思想的起诉,一座自喻言论自由的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这不是荒谬的吗?而且,更可笑的是此案的起诉状也写得十分含糊,大概是因为苏格拉底并没有违反任何具体的、已有的实体法律,也许是雅典“需要”审判苏格拉底,也许并不想让他死,只想告诫一下,没料到他一心求死,最后演变成陪审团不判死罪都下不了台的地步。

无论苏格拉底把雅典的民主描绘得多不好、多虚伪,但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雅典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崇尚言论自由,可是为什么苏格拉底会因此获罪?前述三个原因换作发生在一般人身上说不定也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也不会后世专著一书来描绘历史上的“审判”,可这偏偏发生在苏格拉底身上,也偏偏苏格拉底又过了“度”。苏格拉底喜欢批评、讽刺,但在那个时期的雅典,哲学家们也都差不多是这样,人人都可以对政治家评头论足一番,哲学上的分歧在那个自由的环境中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体的“反对”似乎是到极端的地步,或许是雅典政府认为苏格拉底过分煽动性的言论已经产生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且苏格拉底属于亲斯巴达派,这在雅典与斯巴达对峙的局势中是十分危险的,属于“身份不纯”;由此看来,最崇尚言论自由的雅典对自由的忍耐也是有一个度的,在保障国家政权稳定的前提下,雅典已经算是十分宽容的了。

在今天的中国,言论自由的争论也是个无止境的话题。言论自由的权利是要争取的,但是若真是弄得政权颠覆、社会混乱也是不愿看到的,所以这个自由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很多人说中国社会没有言论自由,其实不是没有,国家根本大法——宪法都有明文规定,只是实施起来这个“度”太窄了,政府对言论的控制似乎趋于更加严格、更加慎重的态势,这一点在互联网监控方面得到充分体现。近几年时不时的网络大清底,几乎扫清了网络上所有的“不良”信息,接着各大论坛的对“敏感词”的审查纷纷登场,印象颇深的是我自己发了一篇博客,其中提到庆祝今日终于可以入党了,结果就被审查了两天;然后是YouTube、Twitter、Face book等一系列外国网站都无法在国内登陆,谷歌也退出了中国,一切都表明,整个互联网已经被官方“监护”起来了,“不良信息”禁止流入。这难道不是限制言论自由的体现吗?无论是否涉及到对国家政权的颠覆,抑或是私人写博客都要受到严格审查,审查由此自终,如影所行,而且审查方式十分机械,即不论是否有“敏感词”即刻一把子打死,“宁可错杀一百,不愿漏掉一个”.......如果一个小网民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都没了“说话”自由,那么中国现实社会真的很难表明有什么言论自由。一定程度,是对普通民众的保护,防止西方不良势力的渗透,为了保障政权和社会的稳固,一句话还是为了维稳;然而,另一方面这难道不也是不自信的表现吗?长此以往,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敢于说出来的人越来越少,那么中国的民主又何去何从?也许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中国版的“苏格拉底”。

全书读完,我对苏格拉底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一生都致力于反对民主,然而他的死却造就了欧洲大陆民主思想的起源,正因为他的死,使得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又再一次得到升华。从一开始觉得他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怪哲学家,到后来被他一心求死的信念所震撼,苏格拉底用他的一生揭示了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伟大洞察,捍卫了他所追求的理想,可谓“死得其所”。